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
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
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
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
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
了。项英那时已到江西苏区。剩下的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和我三人。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
陈绍禹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最为人反对的事；他又随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会也将
中央各机构改组：组织部长由老干部赵云担任，宣传部由留俄学生张闻天沈泽民负责，工运
由扬尚昆（留俄学生）代替项英，少共中央书记则由秦邦宪（留俄学生）接替任弼时（他已
去苏区）。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来商谈，而我和周恩来的一切商定，也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我曾向周恩来说明我要号召党内团结的意向。我不赞成将抱有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
的同志斗争掉，主张爱惜他们，说服他们，信任他们。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坚持反对四中
全会、破坏团结的同志，才应受到制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纪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应有所调
整，不要使同志们觉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来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
实现。
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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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委员以外，还有秦邦宪赵云张闻天杨尚昆等。（这种并非由政治局委员以平等权利参加的会议，
是四中全会后的创例）。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壳周恩来等三
人组成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会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
时得列席常会，讨论有关其主管的事务。这个提议很顺利的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
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
我和周恩来分别向一般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我与不少同志个别谈话。间或参加支部小组
会议。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团结方针和努力的经过，对于他们有过的反对意见不予责备，但强
调现在同志们除团结奋斗外，别无出路。我这样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间彼此不满的情
绪减低了，相互间的信任逐渐恢复。例如当时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陈郁，态度有所改变，就
是明显的例子。但罗章龙则极力避免和我见面，我想说服他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结果他仍是
被开除党籍，使我不无挥泪斩马谡之叹。
周恩来进行团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远过于我。譬如黄警魂的事，就是一个例子。黄系
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
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
处决了。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
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当时的激烈残酷斗争，于此可见一班。
黄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惊。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有一亲笔信，向
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
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先斩后奏”。但周恩来从未向
我叙述怎样搜到黄警魂的信件和用甚么方法处决他，这大概是周恩来所主持的特务工作的秘
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握有政权的苏
共那样动辄采取非常丰段。周恩来也曾向我解释，以前没有这样做过，这还是第一次。只用
以对付立即可能危害全党的叛徒，决不宜用之于抱有不同意见的反党分子。当时罗章龙那些
反党分子，没有受到超纪律的处置，也许就是这些话的结果。但这也仅收效一时，后来独裁
的毒手，特务的伎俩，还是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发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共暴露出种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陈绍禹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
捕。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志所不知道的。像黄警魂的被杀和那波兰人的态度，始
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也从未向外宣泄过。现在让我就许多同志向我谈到的，而我又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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