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
一般人只觉得这不是中国固有的名字，而是从俄国输入来的。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
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
在党代表大会尚未闭幕时，我们还举行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他如 CY 代表大会，妇女代
表大会以及许多专业性的会议，也都次第举行了，各该会议的详情，这里从略）。这个大会是
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开幕的，为了是一般人易于了解起见，我们叫它为工农兵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多半并非经过选举而产生，而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民众团体和红军各单位摊派出
来。大会的任务偏重于一些紧急动员的工作，如强化苏维埃各级组织，重分土地，解决粮食
困难，推行财政经济政策等。
在这次大会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粮食问题。不少代表批评已往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办
法不妥当。他们根据事实指出借贷粮食的混乱情形。有些热心革命的农户，粮食被借出去了，
先陷于饥饿的困境，得不到偿还，而且因此也减低了一般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情绪。党和
苏维埃的负责人，都在大会上承认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过失。我们也指出过去在这里所实施过
的征发粮食办法固然要不得，后来改采的借贷粮食办法，也是要不得。这都是立三路线的遗
毒，今后要改采征收累进农业税的办法。
当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在新集举行，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会，共到
工农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苏区内一百七十万工农兵选民选举出来的。这个区域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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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工农团体也派有约二百名代表前来观礼。这次大会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权
的奠基工作。
大会发布了正式宣言，阐述这个政府的任务，制定了临时组织大纲③；根据组织大纲，
选出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其所属的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农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选为苏维埃政
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
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
察委员会等十二个机构。各县乡的苏维埃组织，则较为简单；通常一个县苏维埃，设有经常
性质的土地财政经济和军区指挥部等重要机构，其余则按需要设置。
这个区域的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升级的地方政府，当然不发生根本法的制订问题。这个
政府所设计的是区域性的政策和实施的条例的制订问题。许多重要的条例，如农业商业税务
等条例，土地分配的条例，军区制的条例，审判制度等，都是由这次大会制定的。
概括地说，使苏维埃政权规模具备，政令推行无阻，是我们那时努力的中心。我们要求
军队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职权，如果人们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摆脱军阀土匪的恶习。
红军高级将领，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规，他们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纪律
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党的共同意志可以领导苏维埃政府，但党也不能因此轻视苏维埃
政府的职权，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据党的决议颁行。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
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
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
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泛滥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
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优厚，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
我觉得中共的土地政纲，有其根本的缺点，既不易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斗争，而且偏于
对内。经由游击战争发展红军的方针，也为各种条件所限制，难有速效。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更是归于窄隘。这个政权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了解和
同情，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也缺乏号召的力量。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
反帝国主义运动，更无法建立适当的联系。特别在当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实
为我们所知悉之后，我更认为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远离了反帝国主义的路线。中共第六
次代表大会规定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两个并重的主要任务，但苏维埃政权却偏到土地革
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没有远见，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会中重视反帝国主
义以及不抹煞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主张，若拿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就更为正确了。
我设想如果苏维埃政府能改名为“人民政府”，也许可以开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径。我所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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