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
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
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
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
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
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
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
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
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
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
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
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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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
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
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
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
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
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
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
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
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
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
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
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
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
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
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
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
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
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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