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
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
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
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
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
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
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
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
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
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
事实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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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
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
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
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
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
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
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
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
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
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
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
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
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
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
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
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
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
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
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
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
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
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
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
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
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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