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是理所当然。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
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
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收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
过。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璋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疗伤寒症，有过极大的
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
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
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
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办法，救活了不少人。
从此，这位不重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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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
他现在任中共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特别热心提倡中西医学并用。
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
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
侦查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
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
① 每个纵队约有三师人。
② 即党坝、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镇。
③ 我们那时文娱队的组织，多临时吸收战士们参加，但指导人员则多系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
第二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地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
联系。
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
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
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
事。我们会师后所编定的新电码稳妥可靠。也许是由于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们大
家都锻炼的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
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
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
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
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
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
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
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
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
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
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
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
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
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
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
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
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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