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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
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
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
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
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
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
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
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
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
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
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
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
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
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
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
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
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
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
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
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
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
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
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
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
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
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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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
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
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
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
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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