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
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报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
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
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
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
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
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
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感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
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
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
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
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
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
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
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
他们伺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
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
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
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
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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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不能自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期间，
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
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
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
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
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并希
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
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
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
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
们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
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
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事国共和解的起
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
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
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
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
将要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
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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