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
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
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
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
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
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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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
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
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
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
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
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
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
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
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
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
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
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
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
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
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
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
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
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
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
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
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
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
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
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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