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
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
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
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
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
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
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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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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