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
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
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
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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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
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
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
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
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
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
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
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
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
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
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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