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
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
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
会主义明星报》。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
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
为。
第三章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
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
我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的时候，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
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
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
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
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
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
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
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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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
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
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
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一子，办一
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
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
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
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
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
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
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
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
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
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
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
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
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
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
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
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
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
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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