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
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
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
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
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
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
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祀、范
鸿劼、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
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议公
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
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会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
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
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
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
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
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
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
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
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
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
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
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
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
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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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
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
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
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
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
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
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
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
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
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
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
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
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
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
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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