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
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
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
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
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
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
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
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
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
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
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
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
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
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
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 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
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
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 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
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
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
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
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
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 Q 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
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
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
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
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
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
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
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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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
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
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
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
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 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
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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