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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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
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
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
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
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
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
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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