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
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
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
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
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
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
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
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
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
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
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
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
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
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
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
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
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
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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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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