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
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
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
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
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
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
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
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
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
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
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
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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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
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
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
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
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
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
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
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
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
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
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
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
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
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
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
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
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
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
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
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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