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
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
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
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
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
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
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
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
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
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
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
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
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
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
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
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
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
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
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
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
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
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
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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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
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
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
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
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
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
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
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
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
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
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
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
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
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
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
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
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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