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
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
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
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
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
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
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
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
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
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
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
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
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
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
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
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
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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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
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
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
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
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
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
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
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
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
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
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
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
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
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
们往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
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
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
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
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
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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