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
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
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
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
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
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
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
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
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
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
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
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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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
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般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
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
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
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而对于像黄先生这样的议论更是日益
倾倒。
反对旧的、腐败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必须富强起来，以及中国人不再做东亚病夫等
观念，大为新进者所向往。小脚、鸦片、迷信、官厅，是当时最受攻击的四大对象。妇女缠
足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恶习，当学生们看见他们自己和别人家里强逼女孩子包脚时往往会跑去
大吵大闹一番。声言这是虐待女子，其祸足以弱种亡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在萍乡虽不算多，
但学生们偷着去毁坏亲友们吸鸦片用具的举动，也是发生过的。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
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
生龃龉。衙门官吏差役的那种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样子，是青年人看不顺眼的，常借
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损害衙门的威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说是一种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不
过还没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往往只是一哄而起的闹上一阵而已。
反对蓄辫子，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们特别起劲的事。
一九○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家里回到学
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
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
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
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
教职员睡觉的时候，也偷偷的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他们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
四百余拖着辫子的师生忽然没有“尾巴”了的奇景。结果他们只剪了二十九个同学的辫子（连
他们自己在内），就被发觉禁止了。当时学监舍监们对于这件事忧伤得如丧考妣，认为这是
反叛的行动。他们更觉得自己是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惧着他们的脑袋有些靠
不住了。
我们学堂是属于萍乡教育会管辖的，所以教育会的会长对这件剪辫子的事要负最高的责
任。这个会长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过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员，那时丁忧在
家，致力本县教育事业。这位老先生听到这个坏消息，连忙从乡间赶到学堂里来，非常沉痛
而严厉的向学生们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这位会长与我家有亲戚关系，还特
别向我和其他几个也是他亲友的子弟们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好在这位满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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