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和官厅来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经过他的多方疏通，这宗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了。剪了辫子
的二十九个学生各记大小过各二次，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学籍，而且限制他们在学堂内蓄
起头发，恢复辫子后才准出外。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是更加严格了，学堂当局想尽种种方
法，不让“异端邪说”再行侵入，不许学生谈论时事，只是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
的消息。一般说来，外间的新书刊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和我们学堂来的，但同学中也有人
偶然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片断的违禁书刊。偶然得着了，那我们就如获至宝，暗中传
阅，交头接耳的传说开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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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维新、甲午一战，中国屈膝，继之乙巳又败强俄，这种维新强国的例子，确给予了当时积弱
的中国的青年们以莫大刺激。他们痛恨满清政府的顽固守旧，腐败不堪，将酿成亡国灭种之
祸。如此痛心国事的感触，已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设想之下，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当时维新论
者认为效法日本的维新立宪，就可以自强；而革命排满反足引起长期混乱，招致瓜分亡国之
祸。革命论者则认为保皇变法，无异痴人说梦；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无法得救。这种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念和康梁的维新主张在青年们中传播着，并且引起争论。
因变法维新而被幽禁的光绪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几乎无人不相信这是后党的恶毒阴
谋。这一宫廷可耻悲剧的演出，使维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据。溥仪以三岁稚龄登基。载灃摄
政，亲贵权势反更增加。所谓预备立宪，显然是虚伪的粉饰。清庭以铁路作抵押大借外债。
乃公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不特使已缴铁路股款的人民权利为之丧失，且有路亡国亡之痛，终
于激起了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风潮。这些演变，表示出满清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学堂
里的青年们也就在这种演变中，日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
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以新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青年运动。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学堂成为
革命的温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并进而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满清政府所创立的新军，以便接
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而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一九一○—一年间，许许多多同学居然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进而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趣，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
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有的还伪造保证人的签证）纷纷前往投考新军。甚至有些年龄不
合格的幼年同学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学还兴高彩烈的宣称：“参加新军，拿起枪来，
才能实行革命。”
学堂当局目击许多思想激烈的同学忽然失踪了，既恐慌又惊奇，他们为了避免将来闹出
事来有所牵连，进行严查密访，设法阻止。我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在同学中年龄较小，没有
资格去投考新军，而且也被学堂当局视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其实我对于那些投考新
军的同学却同样兴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赞助，对于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等事，是特别
热心的。填写证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在床上把帐被严密遮着，点上一枝小蜡烛，
秘密进行。寝室内外还要有些同学担任传递暗号的工作，以防舍监们的查究。
事态这样演变下去，震动全国的武昌双十起义终于爆发了。
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
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
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
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
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
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
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
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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