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
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
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
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
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
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
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
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
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
神武门，向逊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
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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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
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
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
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
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
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
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
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
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
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
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
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
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
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
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
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t 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
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
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
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
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
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
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
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
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
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
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
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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