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
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
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
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
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
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
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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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
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
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
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
——《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
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
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
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
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
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
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
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
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
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
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
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
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
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
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
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
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
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
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
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
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
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
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
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
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①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第一任的管学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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