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说出他的意见。他大意
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
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
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
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
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们四个人听了这一番话，当然更不服气；同声抗议的表示：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
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
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
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
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
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
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少、和一般乡下老
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
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
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
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
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
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
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一直站
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
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他
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
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
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
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
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
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
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的请教罢！”孙先生也喜形于
色的说：“我很欢喜这次痛快的谈话。”于是我们告辞而去。
我们在离开孙先生住宅、赴一个书商晚宴的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
格的孙大元帅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立今后合作的基础。到了宴会的地
点，已是宾客满堂。许德珩和刘清扬这两尊“钢炮”向宾客们自诩刚才“舌战”孙先生的经
过。诗人康白情更以轻松的语调刻划出当时谈话的情景。这曾使在座不满国民党的各派人士
为之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中国民党的人士则默默无言，似乎有点沮丧。最后我们一
致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极为圆满，认为孙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诚的大政治家，那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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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民党人士才笑逐颜开，其他不满国民党的客人则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们和中山先生谈话后约十天光景，孙先生又约我去单独晤谈。我应约前往。谈了一
阵有关时局和学生运动的情况，有一位朱卓文先生来到了。他似乎是负责工人运动的，好像
也是孙先生预约来的，经过孙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孙先生的谈锋因而转到另一
个问题，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覆之后，他又
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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