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
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一个摆满
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
的过去和我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说：“听说你在学生运动中很注意民众运动
和工人运动，是吗？”我告诉他，五四运动时只是以“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来组织民众，到
了上海之后，才注意调查研究工会的情况。他又阐述他注重工运的道理和事实，并且指着朱
卓文说：“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运专家，我们大家可以谈谈。”
于是朱先生说了一些他多年从事工运的经验，并着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
民生主义，这样工人运动才有方向。我当时也针对国民党注意不及之处指出两点：一是应按
产业、职业、和工厂的类别，将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生活
等问题。孙先生表示：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要点。之后不久，我们的谈话就告结束了。我
和孙先生这两次的晤谈，似乎使他对我颇有印象，在以后几年中，我和他又有过好几次的会
晤，他不只一次提起这两次晤谈的往事。
当时我和上海各工会团体都有过一些接触，其中有一个叫作“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
这会里的职员我大都认识，其驻会理事黄介民也爱谈社会主义，与我来往比较密切。该会的
理事长曹亚伯是老同盟会会员，忙于政治活动，不太过问会务。他们在我和孙先生谈话之后
几天，就邀我参加他们的工作。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
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
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
一九二○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
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
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
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
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
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
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
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
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
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
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
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
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
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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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做了。我和罗家伦虽然觉得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但我们已竭全力尽了责任。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
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
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
我们一道活动。他曾在上海徐家汇一个花园里举办名震一时的踏青会，参加的青年男女二百
多少。他为这种交际弄得有点神魂颠倒，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许德珩是北
京学生联合会最老的一位代表，他虽早已解除代表职务，但仍和我们形影相随，一块热心工
作。那时他忙着到各地参观考察，作赴法留学的准备。不久，我们送他搭了开往马赛的法国
邮船。此外，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路经上海，都曾和
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照理自然应该即时北返。
这些同学们都对我说，我如回到北京，仍会受到黑名单的干扰无法安心念书；不如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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