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一道出国留学。但我仍决定重回北大。我认为北京环境对我虽有困难，但求完成北大的学
业总还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师友多数仍在北京，我和师友们所共建的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
的基础，也使我有不忍放弃之感。五月初，我向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辞职，重返母校。
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间被地方当局摧残的情形，邓颖
超所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专辑》第一六二—一七三页）有较详的叙述，可以
参阅。不过她说那年双十节天津所举行的市民大会仍以要求罢免曹、陆、章等为目的之一，则恐系记忆失
实。因曹、陆、章已于是年六月十日经北京政府明令罢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惨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对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发生冲突，杀死学生多人
日政府因此派军舰到福州，登陆巡行示威。
③ 军政府的七总裁是：孙中山、唐绍仪、伍庭芳、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和林葆怿。
④ 梁启超曾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于加富尔推崇备至，并说：“吾不必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
人？有为者，亦若是也。”俨然以加富尔自许。
第十章 在北大图书馆中
五四运动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剧变，这是由于他们身受种种压迫，目睹政府的
腐败颟顸，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致。他们开始向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
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
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班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
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
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
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
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
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
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
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
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
40／151
----------------------- Page 41-----------------------
《我的回忆》第一册
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
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
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
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
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
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
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
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
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
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
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
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
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
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