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
“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
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
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
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
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
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
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
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
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
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
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
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
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
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
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
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
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
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
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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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
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
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
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
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
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
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
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
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
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
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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