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
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
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了加深研究和学习，他
和上海的发起者们还预备派些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去学习，并与在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通
信，请他们分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
在各地发动中共小组的事，陈先生也在加紧筹划和策动。他曾表示：上海小组将担负苏、
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现正自动大减佃户应缴
的租额，加上主办急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他们三人将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
带的组织。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
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
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
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
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
武汉的急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
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先生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
年学者蔡和森通信④，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他说施存统快要到
东京去，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及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事，可由他负责。
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
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
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即与我同住的
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
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
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
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
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
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
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
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
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
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
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
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协，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
周到，另一方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
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
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
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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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
然答允了。
正当我们的谈话大致可告一结束的时候，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
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
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
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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