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
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
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
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
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
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
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
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
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
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
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
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国民党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
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
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
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
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
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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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
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
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
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①《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毛泽东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出版
到第四期时,即因登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字于当年八月中旬为长沙军带所查封,该刊第五期虽经印就,
但已无法发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
《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
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毛泽东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
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
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
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
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
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
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
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
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
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
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 ),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
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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