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
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
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
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
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
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
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
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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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
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
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
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
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
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
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
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
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
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
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
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
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
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
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
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
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
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
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
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
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
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
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
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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