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致志的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现在的人看来，还觉得有点神秘。陈独秀先生于一九
二○年八月间和我商讨组党的事情时，曾说过下面这样丫段话：“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
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
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
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
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陈先生这段话—自然不是专指日本而说的，不过举日
本为例罢了—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这班
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共同气概。
① 陈独秀的四条意见我己不能记忆清楚，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四七页）所载中共简
明历史称系，“一日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日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日
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日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
取政权之准备）……”这四点大致是真实的。
② 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
③ 这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第三篇 万事起头难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虽决定了发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却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由于
这些实际问题的不易解决，形成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直到
陈独秀先生等七人被捕获释之后，我们才深悟团结奋斗的必要，内部争执也就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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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
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
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
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
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
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
能专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
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
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
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
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
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
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
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
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
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
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
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
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
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
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求
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骜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
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
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起见，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据大会的意向，接受共产国际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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