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因而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和预算也是应有的举措。李达也并未坚持他的反对意见。于是
决定由我起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提经下次会议讨论决定后,送一份给马林,
征求他的同意。
不几天,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和工作计划预算等都由我草拟好了。规定在上海设立总
部,除指导全国工运外,并兼办上海区的工运工作,创办一个机关刊物,定名为劳动周刊。
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
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应参加这一项工作,总共预计约三十人须按月领用生活津贴,每人约
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这个机构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等每月约需一千零数十元。
这个计划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
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但讨论结果,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认为可以据此开始工作,不
过暂不作最后决定,将它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并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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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个草案的副本送交马林。
当我和马林谈到这个计划时,我向他说明,我们开会讨论的经过,并指出书记部的名称
算是决定了,计划中的若干细节还有些疑问,准备等陈独秀先生回来之后共同商定,至于经
费数额,共产国际不妨决定补助若干,不足的数字仍由我们自己筹措。似乎他以前误会李汉
俊所说由共产国际拨一笔经费交中共自由支配,当是一笔庞大的数字,现在看来竟是这样少,
支配的方法又是这样节省,使他大感意外,笑了起来,表示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全部经费都
由共产国际补助,我们自己所筹得的钱可作别项用途。接着,我们三个委员曾与马林举行一
次会议,商讨中央全部工作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
所决定的要办一个党报的事如何实现。李达扳起了面孔答覆:“没有计划,等陈独秀先生回
来再说。”马林听了这句话,马上显漏出不高兴的神色,但他也不再问下去,转谈其他问题。
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的阴霾因此仍未消除。
七月下旬的一天早下,仍未返回北京的刘仁静带着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我的住房,他介绍
说:“这是上海总商会的杨主任秘书……”那位杨先生没有等到刘仁静说完,很生气的抢着
说:“我要控告周佛海,他犯了骗诱良家女子的大罪。”他手指着一份昨天的上海时事新报,
向我说:“请看这篇文章!”我接过一看,这篇文章说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
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
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等语。杨先生等我看完之后,又提到他初看这篇文章时,
还以为与他无关,后来经过查考,才知道那篇文章所指的就是周佛海和他的女儿杨淑慧。因
此他觉得他的名誉受了损害,非控告周佛海不可。
与周佛海同住的刘仁静这时才得到机会补充说:“这位杨先生今天一早就到我们那里来
了。恰巧周佛海不在家,杨先生找着我谈论这件事,所以领他来,看你有甚么意见?”我看
见杨先生盛怒的神情,先安慰他一番,又指出:如果周佛海真已结婚,又瞒着与另一个女予
恋爱,那是不对的。不过现在有些青年,家里已有了由父母作主而本人极不满意的旧式妻子,
在礼教束缚之下无法离婚,于是在外面谈恋爱,甚至再度结婚的也不少。遇着这种事,做父
母的很难处理,我看最好还是约集他们坦白的谈一下,不必采取法律的步骤。杨先生听了我
的话就说:“那好,我就去找杨淑慧和周佛海,另约几位亲友,在我家里吃午饭。请张先生
和刘先生你们两位一定要到。”
在杨家吃午饭的时候,杨先生还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并不以杨先生的举动为
然,她大概是为女儿的处境着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客人们都不好说甚么。周佛海和那位杨
小姐更低着头一声不响。杨太太终于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说:“你不要再闹了,让我和淑慧单
独去谈谈。”说完,就领着她的女儿到另一个房间里密谈去了。不久,她又出来邀周佛海进
去参加。他们谈完之后一同出来。杨淑慧毅然向她的父亲和我们宣布:“我是很爱周佛海的,
他已有老婆,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告诉过父母。他也是很爱我的,正在进行离婚手续,
将来我们是可以结婚的。”她说完这段话之后,并恳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谅。我们这些客人听
了杨小姐的话,众口一词的表示:既然这样,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由你们一家人商谈,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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