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
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
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
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
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
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
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
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
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目中总以为苏俄支持中
国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个任翻译的代办，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便用俄语向越飞解释，似
乎是为我重新介绍，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见解等等。
于是越飞转而问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他刚才所提出这一连串的人名，实在
值不得重视，我深以没有与这些腐败而落伍的军阀政客来往而自傲。至于平凡而正常的中国
人，我倒认识不少。那些军阀政客们不久将为人民所唾弃而趋于灭亡，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
广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着问我，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势力。他又
问到孙中山正被迫离开广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我肯定的向他指出，
不久的将来，孙先生一定要重回广东的。而且说孙中山先生是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走向正轨
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虽不能确说北洋军阀一定很快就会垮台，但越飞对于我这个远景的看法，似甚感兴趣，
因而很高兴的问：“你以为我这个苏俄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会有机会与孙中山先生接
触吗？”我直截了当的答覆他：“你不仅可以有这个机会，而且还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如
错过这个机会，对于一个革命的苏俄使者，是大大的遗憾。”他很有礼貌的向我道谢。
我和越飞这段谈话中，接触到了苏俄政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且已触到问题的中心。
苏俄的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面与现存的政府办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现政府的革命
势力。越飞身当其冲，便把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具体表演出来。以后事实所证明
的，越飞在中国的具体收获，也就是在与孙中山先生建立关系这一点上。
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要人们都展开了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活动；而这又是头绪多端的，
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争执的一面。
马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撮合人。他不仅促成了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这一件事，更奔走
于孙中山先生与越飞之间，后来孙、越的见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马林在政治上显得有些神
秘，他与威金斯基的作风不同，从不将共产国际的决议交给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们谈起他
与孙、越接头的情形。我们只看见他时而北京，时而上海，跑个不停。我们还曾讥笑他，不
免放弃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做上层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他对于中共
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确也渐渐减少。
这时马林有点不可一世，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好像都操在他手里面。他与越飞是最谈得
来的。有时他暗示越飞完全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提到越飞比他还更重视国民党，认为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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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中国革命唯一的力量。孙中山与他相处得也不错，似可遇事商谈。他这个共产国际的秘密代
表，不像越飞之有公开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动，不受各种外交惯例的约束。但
马林究竟不是俄国的公民，也未担任苏俄政府的职务；因而影响苏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
弱的。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为其着眼点。这样，他就无法满足
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具体要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能完全贯彻他的主张；因为在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后来马林因而弄得满身是非，不能不让位于鲍
罗庭了。
陈独秀先生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一九
二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五十三人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
问题。孙即席解释他的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获得一致的赞成。六月，他指定九个人组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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