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
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
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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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
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
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
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
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
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
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
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
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
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
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②，指出中共党
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
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所以不必发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
觉得他的声明曾发生良好的影响，似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一部分老国民党因而失势；而反对党内有党、反对中共党员跨党
的声浪也就随着高唱入云了。冯自由等树起反共旗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国民党员们这
种反对和怀疑中共的情绪由广东播到上海等地，到处潜滋暗长。国共双方的要人则忙于解释
弥缝。一在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接触，似是最多的，更从事实上体会到难于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参加在五月中旬举行的一
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这个通知并特别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
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包办
国民党工作”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这决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
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
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陈独秀先生不愿重提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纷争，但他这些话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
次大会时的主张。他还向我说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所以特别邀请我来出席，是为了共同纠
正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的偏差。
陈独秀先生邀我一同会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针，重点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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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身组织的发展和独立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他特别强调中共党员之在国
民党工作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这样，才可以达到推进国民党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国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间与我在北京会晤之后，曾在上海耽了一
个时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当年初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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