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他所以来去匆匆，似是为了与莫斯科商讨对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莫斯科对国民党的内情不尽了解。即加拉罕、鲍罗庭这些人也是一些新来的生手、
对国民党的实况，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间，似负责勾通意见的任务。
鲍罗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国民党要人说到国民党内有左右派之分③。这次威金斯基
肯定的说中共在国民党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似是根据莫斯科的新决定而说的。
不两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举行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十人。中央委员出席者有陈独秀、
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钊先生缺席。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在做国民
党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会议。特约来参加会议的，有沈定一和我两人。其余为沪、鄂、湘、
粤等重要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的会议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之下举行的。首先由陈独秀先生报告国共合作与中共中央
的工作。他强调中共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他指出国民党内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赞成
改组和支持现行新政策，右派则反对。中共党员应支持国民党的左派，以期国民革命的顺利
进展。他着重说到中共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内工作者，要保持固有
的优良作风，多数党员应积极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从事独立发展，这些工作都足以增强国
民革命的实力。他批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因注重国共合作而放松了职工运动等工作的倾向；
似是要洗刷同志们对于他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指责。
陈独秀先生在报告时态度很谦虚。他说中央的决策多取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扩大
会议予以检讨。他提议由沈定一任扩大会议的主席。到会者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
但他坚持主张，认为这次扩大会议与往常不同，应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个被检讨
者。他报告完毕后，又提议会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并主张我为其中之一，并强调说这
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
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
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
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
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跨党地位，多有优虑。我
们大家鉴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既是共产国际所坚持而实行的，又感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争论
而引起党内纠纷的教训，不愿尽情讨论，表现得和和气气。
主席沈定一是创立中共最初发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
先生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他经常颇能坚持
自己主张，但在这次会议中，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落出来的，只
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
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④。
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我
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见，并为会议所接
纳。我态度诚恳，从不提起第三次大会的争论，因而我能得着到会者多数的同情与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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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后来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
史》中也说到：“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
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⑤。
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一点，虽载明在决议之中，但似非特别强调
的熟而且当时我们还觉得反对右派是国民党左派的事，中共党员不应表示突出的态度。这次
会议决定的重点，是少数共产党员应当任国民党内的实际工作—不是机关工作，而是领导群
众运动的工作；中共大多数党员则应致力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工作，并谋自身的发
展。
可是国共之间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便爆发出来了。扩
大会议开了三天而告结束，开完会的次日上午，我往访陈独秀先生，向他辞行北返。陈独秀
先生一见面就向我说，刚才汪精卫、张继曾来谈了一阵，所谈的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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