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
“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
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
领导。
此外，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因无适当人选，搁置了一个
时期。在“五卅”以后，先成立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组织成立，这是后话。其他如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扩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工人；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尤以青年学生为多。
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
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自然要注意保密，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交
通”制度。各机构之间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财
物的运送等，均由交通人员负责。中央秘书处的交通人员也就因之日渐增加起来，由数人增
至十数人乃至二三十人。
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
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
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
候了。
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
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的组织等
等问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中央自愧不如，
急起直追，积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
等。一般说来，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是力图壮大自身，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
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
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责一般实际工
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
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
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
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
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
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
法）、少共书记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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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
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来运用马
列主义的原则。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
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
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
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
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
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
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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