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诱北京政府让步的关税问题，列强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所召开的关税会议中，也采用敷
衍手段，成立一个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议决案，但以中国先行裁撤厘金为条件；而这是北京政府当时力量所
办不到的事。所以可以说北京政府在五附事件的外交上，是毫无结果的。
第十篇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为了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有机会了解广
州的政治情况，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但也因此种下以后多种纠纷的根
源。
我在该年四月底到达广州，首先会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
法时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国，即任此职；为人老成练达，长于思考。我和他第
一次会面，就觉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赵世炎历世较深。
他向我叙述广州的情况，指出广东方面自解决商团事变和东征胜利后，局势经已好转。
但广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达全省，因各军防区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
军，控制着广州市区，包收烟赌税，无所不为。他对广东工农运动也不乐观；右派的机器总
工会仍与左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彼此对立；各县地主势力远较农民协会的力量为强大，地主
们到处都筑有碉堡，拥有武装，农民协会被压迫的事层出不穷。
我接着去看当时广州政府最高负责人胡汉民；他在孙先生北上后以大本营秘书长身份，
代理大元帅职务并兼任广东省长。他那时正患口疾，在我们一个多钟头的谈话中，始终没有
深谈到广东的政治。我告诉他一些有关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情况，他曾允予协助。胡素喜高谈
阔论，那天却不肯多谈政治，显出他似有郁抑之情。
当时中共中央一直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在广州的同志则多目他为右派。陈延
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汉民在孙先生逝世后，即亟欲成为孙先生的正式继承人；但他政策右倾，
拉拢一班落伍军人如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等以壮声势；同时与他接近的伍朝枢、古应芬、
傅秉常等人则暗中向香港频送秋波。陈延年等不满意胡这种做法，认为汪精卫、廖仲恺、蒋
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联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卫那时挂着好几个委员的头衔，却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他对于解决杨刘和改组国民
政府的事，表现得很积极。我和他会面的时候，他总摆出曾亲受孙先生遗命的样子，向我说
了一套秉承总理遗志继续革命的话。我也在鲍罗庭的寓所遇见他好几次，他老是挟着一个皮
包，来去匆匆，谈到具体问题，又有些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大计能否实现，还在未
定之数之故。
当时负担广州财政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是广州政府颇
具实权的人，我和他接触较多。我们谈到第二次劳动大会的问题，他老是说他的秘书冯菊波
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则应允对这次大会予以财力的支持。他谈吐坦率亲切，私下告诉
我，他在运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钱财以资助军需。并表示实在不忍坐视这种状态长期继续
下去。
鲍罗庭在孙中山逝世后，权威日隆。他似是广东要人中最忙的一个，每天去见他的人很
多，陈延年等因事去找鲍罗庭，也要等上一两个钟头。他的办公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面，
19／185
----------------------- Page 171-----------------------
《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书张太雷的办公室坐候了一阵，才见着他。
他向我指出广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必先统一广东；广东
统一了，才能组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财政：禁止军队官吏劫截税收，厉
行节约，充实公库，分配务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鲍罗庭还谈笑风生的
说，他所提倡的是“廉洁政治”，认为这是符合革命意义，革命与反革命，左派与右派都由此
判然立分，即贪污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洁”又是天经地义，无人能反对的。
鲍罗庭从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体计划，对我也不例外。几天后，张太雷才对我说明鲍罗
庭此一方案的内容。鲍罗庭鉴于多数将领反对杨刘垄断财源，也不满意胡汉民的敷衍政策，
因此，以统一财政为号召，秘密策划解决杨刘，杨刘解决以后，再行组织国民政府。这个解
决杨刘的军事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但杨刘的军队盘据在广州市内，稍一不慎，天机泄露，
杨刘就会先下手为强。
当时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它在落后与混乱的背景上，涂上了一层革命的彩色。长堤
一带，烟馆赌馆林立，为滇桂军的税收财源所系。少数私人汽车多为军人所占有，往往载着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