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或军眷，车上站着两个或四个武装士兵，在马路上急驶而过。当地出版的书刊仍多具有
旧文学的风格，黄色的读物，尤占多数。这些落后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见。但在街头
巷尾随处有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口往往横挂起白布条，上书大红字的动人口号；在
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系着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着中山装的革命人物。工会和其他
民众机构的门面，多装饰得彩色缤纷，与多数商店住户相较，倒有如天上繁星。这种浓厚的
革命气氛，向为北方城市所少见。凡此前进与落后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会觉得绝不
调和。
中共广东区委会设在文德路一所楼房的二楼上，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门口没有
招牌；中共广东区委会也从未将这个地址对外正式公布过，但知道这里就是中共广东区委会
的人却不少；所推行的种种活动，也似乎是公开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是中共当时在
全国范围内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机构。它在广州市所有各革命机构中，也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
个。
这个办公处虽不算宽大，但来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并且常有几种会议在里面同时举行。
当时广州市的中共党员共约三百人；他们自然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训令。还有并非中共党员
的工人们，为了工会的事务，也常出入其间。甚至有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间或到这里来访
问。中共广东区委会还设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为中共中央尚未设置的单位。农民运
动委员会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负责，军事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赤脚的农
民和斜挂着皮带的军人也常在办公处出现。
但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效率并不算高，制度也颇混乱；这与办公地点狭隘，交通工具
缺乏，气候炎热，设备简陋等等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这里中共的负责人应付这个复杂的局
势，究竟欠缺经验，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处的鲍罗庭的意见；有时这
两个上司的说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说来，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成绩仍是不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似是一个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它外表固然远较中共广东区委会为堂皇，
办事人员也多些；但工作并不显得紧张。我曾几次造访那里，也与那里的人员有些私人往来。
我觉得他们多是奋发有为的人；有些也不安于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谭平山曾告诉我，他任国
民党组织部长，也不过是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问题，由国民党少数要人与鲍
罗庭商谈取决。至于一般的人事和工作问题，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广
东区委会预先商定。因此，他自己只须根据这些商定来执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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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种种现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孙先生逝世后，广州竟没有了领导重心。由鲍罗庭来填补这
个空缺，是不妥当的。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张太雷恳谈。他认为现在的情形，国民党失去了孙
先生，由一个外国人来负实际领导责任，能发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个坏现象。
我也曾访问当时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商谈广州军事问题。这位身材魁梧态
度诚恳的军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领导。他展开地图说明广东军队分布状况，向我暗示解
决杨刘，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说到解决杨刘以后，军事体系要实行改组，使某些可以
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
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
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
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
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
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①，以为建立
党军的摇篮。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
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
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②。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③，中共党员
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
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
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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