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党左派
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
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
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
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
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胡并被派赴俄考
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
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
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
而上海不少国民党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
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
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
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
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
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
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
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
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
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
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
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
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
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
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
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
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
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
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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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
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
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
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
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
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
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
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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