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
后，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闲谈，谈得高兴时，他口沫横飞，时常会喷到我的脸上来；我常想
到，我是陷在肺病细菌的浓雾里，我没有染上肺病，似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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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他的太太杨之华，饱经生活历练，性情温柔而活泼。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
井井有条，连他的女佣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的高贵之家。她是中共党员，虽然担任着妇女
运动的部分领导工作，颇为忙碌，但她总是设法使秋白在整个上午睡得很安静。在我与秋白
枯燥无味的政治性谈话中，她往往会说一些轻松风趣的话，使我这个短期住客，也有宾至如
归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满意彭述之的。他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
中央的领导工作；尤其指责彭的宣传工作领导得不好。他认为由于彭述之的行为不检，使两
个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与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击；并破坏了同志间的亲爱关系。他
明白表示象彭述之这样的人，不应留在中共中央，应派到地方机构，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
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
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
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
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
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
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
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
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
合作，泥足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
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
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
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
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
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
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
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圆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
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
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
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
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
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
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
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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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
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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