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鲍罗庭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
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
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庭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铄
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庭总是
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庭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
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
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庭
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
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
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庭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
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
了鲍罗庭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
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
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庭的再三劝
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八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庭的要求，
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
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
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
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
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
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
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
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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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
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
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⑦，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
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
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
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
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
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
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
满浙江系⑧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
予证实。”李济琛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庭被绑票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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