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
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的受处罚、被整理？”
鲍罗庭当时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镇静，作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被驱
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
全错误的。”
他还透露五月十五日会议那一天，居然有罢市的传言；中央银行曾发生挤兑事件；“实行
共产”和“杀共产党”等类谣言，不胫而走。他认为这种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动的
迹象，军事当局（指蒋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说不定又会发生第二个“三二○”事变了。幸
而我们有先见之明，一直静观其变。事先又与蒋、张获得谅解，在会议中也未发表反对言论，
是以我们并没有坠入敌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再被放逐
了，阴谋捣乱的吴铁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更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物
也不能插足于广东。这一切都证明受到重大打击的不是我们。他又透露，据他所知右派人物
都对那次会议表示失望。又称，会议宣言中既明白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反动派奋斗，
我们大可据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
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有人认为如果汪精卫能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抢先提出完善的党务
整理方案，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
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庭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
也是抚慰有加。
鲍罗庭不赞成多数中共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有违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
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的撤退出来。他肯定地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
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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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鲍罗庭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
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
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
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鲍罗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将他的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主张用拖延手段来对付
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应派代表来广州参加。他还说：“广州的
政情你多身历其境，不用说你将会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话，不妨先来一步，先试探行情。
如果国民党真要举行联席会议，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赶来不迟。”
谭平山当时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
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琛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
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在谭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与鲍罗庭密商。鲍罗庭在谈话
中，又无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鲍罗庭对于谭平山的意见，不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他问谭平山：“你有甚么办法联络
李济琛？”谭平山进而表示如果我们不反对他的主张，他可试探。鲍罗庭至此再也不掩饰他
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指出国民党内部纠纷很多，尤其是顽固的张静江，的确使人厌
恶；如果有人反对他，也是理所当然。
这表示鲍罗庭对于蒋、张，表面虽极尽忍让之能事，实际是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从他此后一切行动来看，亦是如此。至于谭平山联络
李济琛的工作，似未收到显著成效，也许是李济琛反蒋而不亲共之故。谭平山不久就离开广
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
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也许就是他这种“联甲倒乙”的主张为斯大林
所欣赏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这段期间广州的一切发展，是国民党削弱苏俄控制，打击中共
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代“团
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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