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
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
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
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
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
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
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横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
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
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
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
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
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军内部的
纷争上，似也是必要之举。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蒋氏于八月十二日由广州赶到，与前方将领
商决第二步军事计划。当时唐生智主张分两路进兵，一攻武汉，一攻江西①，唐氏这种主张，
用意似乎是着重在分别占领地盘。即是他自己要占领两湖，作为发展的根据地，而希望蒋氏
攻占江西，为进取东南各省的桥梁。蒋氏虽对攻取赣、闽，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时却主张集
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将吴佩孚的势力驱逐到武胜关以北之后，再行东进。也许这是蒋氏不
愿唐生智自成一个局面之故。讨论结果，蒋氏的意见虽然贯彻了，但此一军事见解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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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也是蒋、唐间后来纷争的起点。
北伐军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乘胜向湖北进展，次第击败敌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
负隅顽抗之后，于八月三十一日进抵武昌城下。由于北伐军缺乏炮兵，担任攻城的第四军屡
攻武昌城不克。渡过了长江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却于九月六日占领了汉阳，七日占领了汉口，
乘胜沿京汉路追击败敌—吴佩孚残部；从此武昌成为被四面包围的孤城。
在我到达汉口之前，蒋介石将军鉴于武昌城之不易迅即攻下，亟欲乘胜向江西发展，乃
折回长沙，取道萍乡入赣。湖北境内的军事，交由唐生智指挥；政务则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
达负责处理。
武昌的能否迅速攻下，成为当时各方注意的焦点。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即绕道武昌的
上游地区，步行了整个上午，到前线去视察。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他的团
部驻在武昌城南不数里的东湖，是武昌城内炮火射程所能达到的地点。我在火线上留连了一
个下半天，并在叶挺的团部里住了一夜。叶团只有一门七五口径的山炮，据叶挺告诉我，如
果他用这门炮向城内射击，敌军将会有更多的炮弹落在团部附近。北伐军那架唯一的侦察机
常飞临武昌城上空，城内却有几门高射炮向这架飞机射击，在飞机的四周，出现着一朵朵的
黑烟圈。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
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
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
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
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
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
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
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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