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
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
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
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
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
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
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
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
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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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
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
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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