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
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
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
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
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
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
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
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以党治
国”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状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
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
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
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
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
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
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
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
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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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
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
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
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
决议，其内容是：“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
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
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⑨。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
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
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
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
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
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
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
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
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
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
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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