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
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
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
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
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
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
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暴动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
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
作得很圆满，因为国民党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
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钮水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也
改变了。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
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
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
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
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
共产国际也曾电令上海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当然是料定蒋氏将有压迫上海工人
的举动，而工人是无法抵抗正规军的压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样的
地步，因而不仅没有遵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没有足够的戒备。
恰恰相反，蒋氏的反共行动迅速而坚决。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集会，
由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军事领袖，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办法，将中共党员分别看
押监视。同时，蒋介石、李济垛、李宗仁、黄绍雄等在上海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具
体办法，以实现吴稚晖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拥党大会的举行，通电主张肃清
跨党分子等十六条。五日，蒋氏下令封闭总政治部的上海办事处，并逮捕其中工作人员多名。
八日，蒋氏所任命的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统治权。九日，国民
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发表救国救党通电，公开反对武汉。同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被捣
毁；市党部委员侯绍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证明，蒋的反共攻势是剑及履及的全面展开了。
当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的宣言，对中共中央还发挥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国
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四月一日抵达上海。他曾与蒋氏及其老友吴稚晖、李石
曾、蔡元培等协商；蒋坚持立即驱逐鲍罗庭和清共。汪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解决一切纠纷⑩。汪的此一主张，曾被吴稚晖等斥为拘泥于党的法统，不能认清反共应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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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常手段的立场。汪乃与陈独秀晤谈，企图获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资本。因而
由他们两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其中内容
阐明：中共一直坦诚而忠实的承认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号召
两党同志，继续密切合作，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抛弃彼此间的疑忌，事事开
诚布公的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但此一宣言并未能缓和蒋氏的反共决
心，吴稚晖还斥之为“汪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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