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此一文件却引起了中共的错觉，陈独秀等似在回味着过去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合
作的好日子。蒋氏初到上海也曾嘉奖上海工人协助克复上海的功绩，并赠送上海总工会一面
“共同奋斗”的族旗。这使中共中央觉得蒋不会有什么压迫上海工人的异动。而且驻在上海
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⑾等人对上海工人种种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现在
又有了汪陈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认为紧张的时局必将因之而缓和下来。
其实，汪的回国和汪陈宣言，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氏的行动。蒋氏到上海
之初，表面上虽对上海工会表示友好，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消灭这个眼中钉。他一开始就联络
上海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将帮会人物编成蓝色制服的队
伍，准备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四月十二日凌晨，当中华共进会的蓝衣队向上海总工会进攻
时，驻在工会里的工人纠察队尚在睡梦之中，仓卒起而应战。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却在几
个钟头以前，被骗在中华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杜月笙家中，进行友谊协商，而堕入了陷阱。同
时，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受蒋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内哄，解除双方武装为藉口，派出大批军
队，将正在应战的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并逮捕多人。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
和五千工人的纠察队就被摧毁了。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国民党清党的开始⑿。
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觉醒过来。当时在上海任工人纠察队
副总队长的周恩来还奉命凭藉他在黄埔的旧有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门，企图保释那些被
捕的工人们；他也因此一度被软禁，几乎丧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在闸北
举行群众大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释放被捕工人。当这个队伍行至鸿兴路口时，
军警即以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不少的徒手工人，顿时纵横倒毙于街头。这样，那些曾以热血
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们，转眼之间，竟又作了北伐军射击的对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认识到整个世界确实变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四?一二”这一幕后果
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远处来
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至少，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对他们的刻骨
铭心的仇视。再以共方而论，共产国际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政策，亦为血的教训
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威望从此失坠，造成了他后来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带所发生的突变，立刻引起了我们—武汉的共产同志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的
各种不同程度的愤慨，纷纷研究对策。鲍罗庭显得十分焦急，他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
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
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
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
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
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
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
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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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
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
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
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
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
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
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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