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
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雄、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
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
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须俟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
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
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
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
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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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
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
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
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
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
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
书记的名义，也不肯经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
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
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
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
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
中央对南昌暴动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
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
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
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
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
没有著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
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
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
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瓢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
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
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
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
的。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
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
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
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
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
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象发了疯一样的拚命。
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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