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
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
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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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
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
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
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
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
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
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
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
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
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
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
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
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
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
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
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
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
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
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
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
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
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
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
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
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
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
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
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
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
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
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
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
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
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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