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和B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A团，一般人则编入B团，其A B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
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
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
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团的别称，抑在AB团之外尚有所谓SM团，
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
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
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
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
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
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
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
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
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
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
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
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
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
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
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
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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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
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
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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