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
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
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
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
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
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
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
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
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
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
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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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
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
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
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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